2026年5月13日，欧盟驻华使团公使衔参赞萨比诺（Sabino Fornies Martinez）到访上海欧洲学会，就“中欧关系中的经济与金融因素”（Economic & finance elements in China-EU relations）与沪上专家进行交流。丁纯会长向萨比诺参赞介绍学会概况。萨比诺参赞首先强调，理解欧盟的制度运作机制是把握中欧关系的关键前提——欧盟的治理架构远比外部观察者想象的复杂。他指出，欧盟在贸易、经济和金融领域拥有专属权能，大约80%的欧洲法规是在欧盟层面制定的。具体而言，欧盟委员会负责提出立法提案，但最终决定权在理事会和欧洲议会手中，而理事会的决策往往需要全体一致或特定多数通过。他坦言，这种制度复杂性有时会让中国的合作伙伴感到困惑，一位专员或一位部长都无法单独做出需要立法变更的承诺，任何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复杂的内部协调。这既是为维系欧盟单一市场这一最核心资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意味着与欧盟谈判的进程往往更加缓慢和复杂。
在谈及中欧金融合作的现状与潜力时，萨比诺参赞指出，金融合作与绿色转型是中欧之间目前受到政治干扰最少的两个领域。他对比了中美和中欧关系的差异，指出欧洲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存在规模十分有限，中国金融机构在欧洲的情况同样如此，因此双方在这一领域几乎不存在所谓的“依赖风险”，具有广阔的互利合作空间。他进一步介绍了中欧之间的两大对话机制：一是由财政部牵头的“财金对话”，侧重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国际论坛上的议题沟通；二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和中国证监会等参与的“金融工作组会议”，聚焦银行监管、资本市场准入等具体技术性问题。他强调，欧盟的目标是便利欧洲金融业在华经营，同时帮助中国提升资本市场的效率——包括改善评级体系、价格发现机制以及专业审计体系等。他指出，中国金融体系过度集中于银行，而欧洲在养老基金、长期投资和资产管理方面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可以为中国提供有价值的经验。
在谈到欧洲银行在华面临的市场准入问题时，萨比诺参赞指出，中国的金融开放呈现“渐进式、试点先行”的特征，这在市场规模巨大的背景下有其合理性，有助于避免系统性风险。然而，他同时表达了对欧洲银行在华处境的关切：中国的监管法规往往以大型银行为参照而制定，这对包括欧洲银行在内的中小银行造成了较高的合规成本，加之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几乎不可能与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本土巨头全面竞争，许多欧洲银行已经或正在考虑退出中国市场。他希望中国在各类试点项目中能更多地纳入外资机构，让欧洲在资产管理、长期储蓄产品设计等领域的专业能力有机会参与其中。对于人民币国际化，他认为中国已经认识到仅仅作为支付手段是不够的，关键在于提供足够且具有价值稳定性的可投资资产。他注意到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从美国纳斯达克转向香港上市，认为这有助于在境外生成有吸引力的优质人民币资产池，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关于中欧贸易不平衡与资金流动问题，萨比诺参赞表示，中欧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累计已达约两万亿欧元。他更关注的是金融层面的不对称，中国对欧出口赚取的资金并未通过金融投资渠道回流到欧洲，而是主要流向了美国市场。他指出，欧洲自身也在面临同样的挑战：欧洲的经常账户盈余大量循环至美国市场，这也正是欧洲大力推进“资本市场联盟”与“储蓄投资联盟”建设的原因之一，欧洲希望减少对美元体系的过度依赖，让更多资金留在欧洲。他提出，欧盟正积极推动中国将更多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额度引导流向欧洲。他认为，推动双向金融投资既有利于欧洲获得更多元的资金来源，也有利于中国实现资产多元化，是一种双赢策略。
在谈到香港的角色时，萨比诺参赞指出，香港在法律体系（普通法）、人民币流动性池建设和数字资产管理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他指出，欧盟即将与香港启动金融对话，这在全球尚属首次，没有任何其他司法管辖区与香港建立了这样的对话机制。他分析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或许并非通过开放资本账户来实现，而是通过在港集中人民币资金池来推进。在加密资产和数字资产监管方面，他介绍，欧盟率先建立了全球首个综合性监管框架《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法案》（MiCA），香港和新加坡随后跟进并采用了相似的规则，这为三方之间的监管对接和市场联通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数字货币领域，他认为中国的数字人民币走在世界前列，但其在国际跨境支付和与区块链技术整合方面的应用潜力仍有待释放。他提到，欧洲央行正在通过mBridge等多边倡议与中国、香港、泰国及部分阿拉伯国家共同探索数字货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应用，这将是未来中欧金融合作的重要方向。
在绿色金融与可持续金融领域，萨比诺参赞指出，中欧双方已经在国际可持续金融平台上就分类标准进行了长期讨论，目前已经拥有共同的基础分类法。他建议，可以利用这一共同标准推动跨境投资便利化。例如，欧洲发行人在中国发债时可以依据欧洲分类标准进行绿色认证，反之亦然。他认为可以从试点做起，甚至可以通过创设“香港—欧盟—中国大陆”三方互联互通机制来推动这一进程。他强调，通过在一个个具体议题上推动务实合作，可以让双方切实感受到合作的积极成果，从而在竞争与分歧并存的现实中维系关系的稳定发展。
在科技与人工智能合作方面，萨比诺参赞表示，理论上看，中欧在AI领域并不缺少合作的可能性。但他坦率指出，任何涉及敏感技术领域的政府间合作项目都将受到双方极为严格的审查。在教育和非敏感领域（如健康、教育等），合作相对可行。他提到，欧盟的AI法案是全世界首部综合性AI监管法规，但也承认外界批评其可能因过度监管而抑制创新。欧盟正在重新审视该法案，试图在监管与竞争力之间寻找新的平衡。他预测，AI发展的下一阶段可能不是基础模型的竞争，而是AI在工业生产、医疗保健、养老服务等具体场景中的实际应用。而在这方面，中欧面临着共同的社会需求，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在随后的自由交流与讨论环节中，与会的沪上学者围绕多个议题与萨比诺参赞先生进行了深入探讨。沪上学者指出，中国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步开放资本市场，例如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通过沪深港通等渠道扩大资本流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试点等，强调中国的开放路径是“渐进式、试点先行”的，通过不断试错与调整来逐步扩大开放。萨比诺参赞对此表示理解，并指出在市场规模巨大的背景下，这种渐进式策略有利于避免系统性风险，但他同时希望更多欧洲机构能够被纳入试点范围。
关于中欧贸易差额的深层原因，有学者认为，除了产业结构的差异外，欧盟对华高端技术出口限制（如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是导致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若取消相关限制，双边贸易将更加平衡。此外，过去几年欧元区高通胀与中国相对温和的价格走势之间的差异，也使得双方实际有效汇率差距拉大，进一步影响了贸易竞争力。萨比诺参赞回应称，贸易关系的复杂化是客观现实，正因如此，才更需要从金融投资等互补领域寻找新的平衡点，以缓解单纯的贸易差额问题带来的紧张。
关于资本市场联盟进展缓慢的问题，有学者询问其在实践中的推动情况。萨比诺参赞回顾了银行联盟的建立历程，2008年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后的紧迫政治气氛推动了立法快速出台，而资本市场联盟目前缺乏类似的政治催化剂。不过好消息是，欧洲理事会已将其列为优先事项，并将其转型为“储蓄投资联盟”以增强公众亲和力，目标是在年底前通过相关法律文件。他还认为，欧洲需要像美国那样拥有联邦债券市场，单一、流动性强的欧洲安全资产才能真正与美元体系竞争。
在地缘政治与中欧关系氛围方面，有学者提出：布鲁塞尔层面的态度往往更加政治化和安全化，表现出更多的防御性姿态；而德国、西班牙等成员国则更注重经济务实合作，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近四年内四次访华。萨比诺参赞对此表示，这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张力。他强调，归根结底理事会中的成员国才拥有最终决策权。他同时指出，乌克兰问题对欧洲而言是“生存性的”，这一点中国需要理解。他也坦言，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某种模糊性，虽未支持俄罗斯入侵，但也未采取与欧盟完全一致的明确立场，确实给中欧关系带来了困难。不过他认为，接触越深入、共同项目越多，双方就越能增进理解和信任，越不容易走向全面对抗。有学者也补充道，中俄关系本身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地缘政治考量，并非简单的“拥抱俄罗斯”，这一点在欧洲常常被误解，也构成了中欧关系中需要跨越的认知鸿沟。
与会学者还回顾了中欧教育合作的历史。萨比诺参赞强调欧盟在中国仍未被充分理解，许多人甚至不清楚欧盟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区别，也不了解欧盟的具体职能和决策机制。他呼吁加强中欧之间的教育与学术交流，尤其是关于欧洲制度框架的普及教育，认为这是推动双方关系长期健康发展的基础工程。他还特别提到，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效率方面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推进大型项目时，中国的高效执行能力与欧洲复杂审批流程形成了鲜明对比，双方在此方面有相互学习的空间。
丁纯会长、萨比诺参赞及其他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在当前国际格局快速变化、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中欧在金融、绿色转型、数字货币、人工智能应用和人才培养等领域仍具有广泛的合作空间。通过持续的政策对话、务实的项目合作以及青年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可以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现实中推动双边关系保持稳定发展，为双方乃至全球经济的稳定与繁荣贡献力量。
华东师范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门镜教授、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廖佳教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王玉柱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副研究员、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江天骄副教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博士后吴佶蔚、上海欧洲学会咨询部主任祝轶晨、复旦大学博士生黄凯越等参加座谈会。
